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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广东美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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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尉

发表于 2014-3-31 11:18:45 |显示全部楼层

广交会化工馆的油画《抗日战歌》3米×6米,张绍城、周树桥于1970年4月创作,1971年第一期《解放军画报》发表

1969年的一天,广交会的美术干部梁炯找到我。虽然并不认识,但肯定事关重大。原来他看到我们的画——轻工美术设计公司的橱窗(位于西关宝华路与恩宁路交接处),是我和梁照堂、王振中、谢健良四个美院附中毕业生合作的大型宣传画《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欢呼的红卫兵有上百个形象。梁炯看后认定这是他要找的人,邀请我们为广交会画画。

1、时逢中共“九大”,广交会大堂增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幅主席画像,参加开幕式的外宾外商排成队伍,手挥语录本进场、在红宝书馆抢购主席像

广州海珠广场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是国家级的外贸机构,每年两届。10层主楼每层一馆。梁炯把我引至七楼轻工馆的一面板墙,约为9米×3米,要画毛主席与世界人民。两侧的柱子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诗句。

1969年3月,离春交会开幕只有四十来天,梁炯交给我出入证,叫人送来水粉颜料、排笔、调色盘,算定了。

广交会各层都设置有毛主席形象的画幅,语录及介绍大庆、大寨、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图片,上一届已有很多同学来画过,陈衍宁、陈汉中画了金水桥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郭炳安、黄菊芬、招炽挺、李昌柏等画世界人民、各族人民心向红太阳。这时老的画家仍在“牛栏”,只能借用年轻人了。同学相见,分外亲切,另还有北京、上海来专画主席像的高手,中央美院附中的毕业生从上头来,还看不起广州仔,待看过陈衍宁的草图后,态度就变了。

陈衍宁、伍启中是附中的尖子,陈衍宁强调交界线,把暗部连成一片,再“挖”出外轮廓,以爽利的笔触画出甜美的少女。伍启中画的老农最为出色,层层的皱纹让你叫绝。这一届的大画有红卫兵、样板戏、大寨人等形象,经他们的手,人物就显得特有美感,招人喜欢。

赶时间,来不及请模特,随便抓一张模糊的报纸照片,这儿要个“手”,那儿要个“脚”,更多的凭平日印象,画起来带有表现主义味道。粗略的笔调、叠人堆的构成,蹬手蹬脚的动作,更显示一种叛逆、骚动的情绪,后来的民办小报,把这种图式传至北方,成为那时代绘画的标记。

伍启中在1969年春交会的大门,完成了两幅大画,画的是革委会、工农兵、少数民族欢庆的形象,色彩绚丽,人物优美。把“叠人堆”和“蹬手蹬脚”的式样发挥到极致。时逢中共“九大”,广交会大堂增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幅主席画像,参加开幕式的外宾外商排成队伍,手挥语录本进场、在红宝书馆抢购主席像,这些镜头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借到广交会,是自带工资、自买饭票,加班也是自愿,没有奖金和夜班补助。才二十几岁,还图什么?我和梁照堂往往画至深夜,再到五楼看陈衍宁、伍启中的画。大家又同去一个大仓库,睡在大叠大叠的地毯上,谈天说地,有讲不尽的少年话题。

梁炯压给我的任务,是世界题材。毛主席在世界的影响,那时认为无人可以企及。但要组成画面就费心机了。北京已出版有这类题材,我不想重复别人的手法,和梁照堂商量,我提出虚构一个红色的大地,毛主席迎面走来,向人们挥手,身旁有工人、农民、士兵、红卫兵,间插着各国人物形象,男女老少,打鼓跳舞,欢呼腾跃,远处是浮动的云彩。这个大场面以气氛感染人,梁炯同意了。

用幻灯机把草图放大上墙,四个人直接上色,梁照堂、王振中的色感较好,由他们负责,我最后收拾。那天有个穿军装的肥佬站在后面看,不时点点头,笑笑。梁炯介绍,他叫黄业。几年之后才知道,他当时是省军区副司令,广交会最大的官。

我们的作品画的是外国人,色彩、形象都好发挥,江西办安源纪念馆负责招人的朱照林看了,把我们请去了安源。

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人数激增,成交额却在下降。很显然相当多的人不是来做生意的。开幕时拿着语录本做做秀,走的时候就丢掉。在广州宾馆做服务员的华尘说,退房时,语录本、书、像章满地都是,间间房都一样。周总理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指示对外接待单位“不要强加于人”,后来事情得到了纠正,也没再展出类似“世界人民”、“红太阳”的画和标语。


2、我在广交会接手第二幅画,是画中共“九大”五个政治局常委看样板戏

一年后,我从干校第二次到广交会。

梁炯已下放,美院油画系毕业生李金明、曾胜发接手他的工作,既要组织协调,也要负责大画。李金明一到就负责最困难的一幅,爬上八楼高大棚,画大楼正面18米×12米的毛主席像。

我在交易会对面谊园住下。这一届,郭绍纲、尹国良、招炽挺、周波、林思、缪莉等美院老师、同学都来了,大家晒得黑黑的,在干校、农场掉了几层皮,画艺已生疏,如不是广交会,我还在“双抢大忙”的农田里。我才二十五岁,都顶不住,何况老画家?值得感动的是,关键时广交会拉了一把,美院老老少少又能聚在一起了。蒋启宁、关则驹、林墉、周树桥、王恤珠、欧洋、刘秉礼、徐坚白、张彤云等,都为广交会画过力作。老画家黎雄才一人画过两幅大画,只是在签名题款时,有人从后面讲了一句“老毛病又犯了”,让老画家赶紧收手。那画如今是别人为他补签的,价值大打折扣。

周波还讲了一件事:欧洋在画一幅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大幅油画时,中午下楼去饭堂,吃完饭回到画前,打油漆的工人好紧张,说是油漆滴到伟大领袖的鼻子上了,用手抹了抹。欧洋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工人把画在主席鼻子的一笔高光,当成滴下的白油漆,抹过的地方自然已一塌糊涂。欧洋反而安慰他,把画面又改了回来。

在广交会做工的有近千人,市内越秀、荔湾、东山等美术社都全部出动,负责所有标语、语录的文字、和展柜厨窗装饰、装修。临近开幕是大忙的日子,展品进场,清洁地板,预展,开幕。广州人参观广交会当成精神享受,看一看都感到满足,来的人非常多。

那次我和招炽挺听了一个文件,是周总理、谢富治、黄永胜在京审查一个展览的讲话记录。可能是“叠人堆”、“蹬手蹬脚”的画风已蔓延,中央需要从“乱”走向“治”,严厉批评这一类“东歪西倒”的画面,而赞赏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构图。这一届,招炽挺负责的画,是中央领导表扬的画为基调,加以修改而成。招炽挺与陈衍宁、伍启中、我四人最为要好,一起合作过连环画。招父是高剑父学生,有家学渊源,十五岁已帮家里画出口画,有吊起手臂,画出直线的本领和有学什么像什么的特长。他研究出油画逆光的色彩关系,把高举红旗齐步向前的工农兵形象画得光感十足,神采飞扬,大大超越了原画水平。

广交会筹展时,中央领导也偶尔来看看,我就亲眼看到董必武在离我三米的地方走过来,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拿着拐杖,后面只有两个人跟着,连装修工人也毫无觉察,仍在各干各的活。我一眼就认出他那标志性的

胡子,这位参与“一大”的老革命,全然没有“首长架势”,这个印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据李金明说,朱德也来过,他还为朱德斟过茶。

我在广交会接手第二幅画,是画中共“九大”五个政治局常委看样板戏。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没有江青。我吃不准,让军代表讲清楚些,他说:“就毛、林、周、康、陈。江青不是常委,画了八个样板戏就等于画了江青。”

有一晚,军代表找来一台老式录音机在办公楼放,坐满一屋子人,我去听了,是孙大德作报告。他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战友、孙达得的原型。京剧取自小说《林海雪原》,写东北四野剿匪。报告里的细节让人觉得,非亲历而不可知。他讲了杨子荣牺牲的全过程:是大雪夜行军,中途休息烤了火,雪水溶进枪管,又结了冰没有留意。冲进土匪屯子时,杨子荣一脚踢开郑三炮房门,枪没响,里面的枪响了……孙的报告生动、可信,充满感情。录音里“向老英雄学习!”口号、掌声不绝于耳。当时样板戏正是热潮,孙的报告里说打威虎山,杨在里他在外,土匪只有六七人,百鸡宴只四五只鸡。话很真实,却犯忌了,等于说了样板戏夸大。没过几个月,《红旗》出来一篇文章,专门写上一段,说最近一个骗子,自称是《智取威虎山》里孙达得本人,到处作报告污蔑,丑化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文章发表不久,京戏里“孙达得”就改了名,叫“申德华”。其实老战士不懂什么是艺术加工,口无遮拦,回忆战友过把瘾罢了,把人一棍子打死,就难令四野老人服气。

讲到四野往往连着林彪。“九大”党章上,写了林彪是接班人,毛主席与林副主席排在一起,到处都这样宣传。画家也开始画历史上的毛林二人。

我第三次在广交会就是让我画这个题材。曾胜发交给我一幅供参考的画照,是外地画家画的,抗大时的毛主席与林彪。如果偷懒,我可以照着画,不必再费神。只是我觉得那画太空洞,缺乏形象。于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对画重新改造。

那时是抗战胜利二十五周年,广播里播着十首抗战歌曲,我决定用《抗日战歌》作题目,把画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是虚拟的象征画面;毛主席穿着大衣走在前面,115师师长林彪背着手跟着,右边是八路军队伍,有指导员、机枪手、小司号员、女卫生员。左边是民兵,支前马队,有胸前配着土地雷手拿铁锹的男民兵,有头扎白毛巾背着三八枪的女民兵,我设想着,拉开人物的年龄、身材、相貌上的差别。然后把黄土坡分成几段,挡掉中景的人物的脚,这样做以少见多,人物错落有致,能增加画的美感。远处画着宝塔山,白云蓝天黄土,草稿在美术组获得通过,这是6米×3米的油画,只有一个月了。我要求增加人力,但这一届广交会正碰上省、市都有创作任务,能借来的人较少,让我先一个人负责。

离1970年春交会开幕只有十天了。只完成了八成的工作量,美术组来观摩,我主动提出让周树桥、涂本阳、杨石友来帮忙。周树桥在我已放大的稿上着色,画好了毛林的形象,他与林墉、李金明同届,油画技术好,我又让他为画上的宝塔山、人物的衣服都作了些润色,终于在预展前完成。

3、1971年春交会前夕,为落实关于“降温”的指示,对海珠广场周边的领袖浮雕、画像、宣传画、语录、标语,限时清拆

那个时期,周总理曾两次到广交会视察。

1968年年前春季,广交会能不能办下去是关键的时刻,毛主席批发了《关于开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周总理亲赴广交会,在东湖宾馆、中山纪念堂与军政、外贸干部见面、讲话,传达毛主席指示,做群众组织,红卫兵工作,保障了广交会正常运作。

1970年,周总理为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再次来到广州。4月26日晚至次日凌晨4时,在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孔石泉、陈郁陪同下看了广交会。总理对茶叶出口、缝纫机自行车,组织对口交流、外贸与国内市场等问题作了指示。

总理也看到油画《抗日战歌》。据曾胜发转达,总理到了五楼,喝茶休息。坐的地方正对着《抗日战歌》,他看了很久,没有讲什么。总理对展馆的画看得很仔细,凡有画他的画都有意见,一定要拆下来。临走还指定秘书留下看着画拆完才准离开。曾胜发和我上届画的,因为有画总理,都拆了,用花盆填补空白。总理表扬了画黄山十一个知青抗洪的画,那画在茶叶土产馆,由附中同学杨石友负责,完美地复制上海知青刘柏荣的作品。总理赞扬了画,问是不是画“金训华”的那个作者,指示要关心画这张画的人。他对画的表态是提醒美术工作者,要多留意普通人民,要画群众中的英雄人物。总理的态度用意深远,可惜当时我没能很好领会。

总理的默许,《抗日战歌》得以继续展出,得以发表。1971年解放军画报第一期中心页,连着两个版面发表了此画,改名为《跟着毛主席奋勇向前进》,这是广交会上的画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刊登。几乎同在这个时候,全国开始了“批陈整风”。4月9日春交会前夕,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来广交会,落实毛主席关于“降温”的指示,与广交会有关单位负责人,走遍海珠广场,检查了每个角落,对广场周边的领袖浮雕、画像、宣传画、语录、标语,提出意见,限时清拆。那时,大楼正面的主席像,两条八层楼高的巨幅标语,刚完成翻新,大棚已拆除,外宾已在境外等候,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于是大棚又重新搭起,近百人轮番上阵,用稀硫酸擦洗,大楼灯火通明,整个海珠广场不知多少人在开工,终于在广交会预展前,做到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

后来我才知道:画完《抗日战歌》过四个月,是庐山会议,再过一年便是“9·13”林彪事件。《抗日战歌》因画了林彪,虽没有追究,但无人再会提起广交会这幅画。广交会里的画逐年减少,恢复了商品交易场所的本色。1971年10月15日第30届秋交会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出席。这一届,应邀客商从第一届的1233人增加到106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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