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提名
2006-Jun-15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黄兆晖
视野宽阔 兼容并蓄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的提名名单显得相当丰富多彩，他们分别是：老而弥坚的朦胧诗宿将多多，正当壮年的实力派诗人张执浩，颇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诗人鲁若迪基，“在先锋的路上狂奔”的余怒，2004年颇为活跃的青年女诗人李小洛。
旅居国外多年的多多在2004年回来，给躁动而喧嚣的中国诗坛带来慰藉。他那不减当年的创造力有力地照亮了中国当代诗人中年过后难出佳作的阴影。这个把诗歌当作玩具的白发苍苍的儿童，总是让人想起诗歌来到人间的最初理由，令人们恢复对诗歌的信心。
从年龄上说，张执浩面临着某种尴尬，如推荐评委杨克所言，比他早几年出生的诗人，在文学最火热的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大显身手，各种写作可能性几乎都被尝试殆尽；而更年轻的一批诗人已经崛起，另一种“开始”已经发生。所幸的是，张执浩依靠个人力量“杀出重围”，不是靠某首诗，而是依赖持之以恒的写作。
鲁若迪基是普米族诗人，他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感受。诗人于坚认为，鲁若迪基的诗立足于土地和故乡，因此带有朴素而持久的动人魅力；虽然他用汉语写诗，却保持了独特的民族风味和个性体验，这在少数民族诗人中是难能可贵的。更有论者指出：“鲁若迪基的诗有着大地般的简明和清晰，他用的都是短句，节奏感强，但他的诗歌核心却是指向大地，指向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所以，他的诗歌是及物的，有着柔韧的精神质地。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诗歌里，我读出了一种当代诗人笔下不多见的喜悦之情。”
滴水穿石，贵在坚持。在先锋道路上奋勇向前的余怒，终于也在2004年捧出了厚厚的《余怒自选诗》，至此，余怒特异的写作才华毕露无遗。他对于荒诞的持久观察和以意象作为主要诗歌语言的方法，在中国诗人中显得独特而个性。在他的周围，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不解诗群”。
与以上“坚守”的诗人们相比，生于1973年的女诗人李小洛显得更加“与时俱进”，她换了一个笔名回到了诗歌队伍，吸收了诗歌写作的最新探索，将自己的笔伸向存在的现场和背后。因此她的作品中也就更多地传达出在这个消费时代女性的精神秘密。因此，这样一份诗歌提名，充分展示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们宽阔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美学风度。
提名名单
多多 多多，原名粟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调到《农民日报》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国，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
在上世纪70年代，多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多多创作不懈，获得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诗人黄灿然说：“他的成就不仅在于他结合了现代与传统，而且在于他来自现代，又向传统的精神靠近，而这正是他对于当代青年诗人的意义之所在。”格里高利。李（Gregory Lee）在英译多多诗集的导言中写道：“在多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近来中国现代主义的最新鲜的表现之一。他是一位纯粹的中国诗人，还是一位完全现代的诗人，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些经过选择的世界主义的影响。”
2004年，多多回国成为国内诗歌界的大事，而他发表在2004年第8期《书城》杂志上的《多多小辑》，展示了他最近两年的创作风貌。编者凌越认为，这位五十开外的诗人在这样的年龄依然保持了这样的力量，这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对于中国的诗歌写作者具有榜样的作用。
张执浩 张执浩，男，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居武汉，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在转向小说写作一段时间后，2004年，张执浩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再次引起诗歌界的关注。张执浩认为：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不是找到的，而是等到的；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
作家林白说，张执浩的诗中盛满了生命的爱与痛。“这种痛感不是纸上的疼痛，也不是一种遥远的疼痛，不是‘俄罗斯的暴风雪’。读张执浩的诗，你会明确知道他身在何处。他的痛感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出发的，跟我们的身体、身边的事物有摩擦。他的疼痛感是可以传达到我们的血肉里的。‘我知道大海的苦胆早已为此碎裂／我挤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甘美之心／潜下去，直至心碎’。”推荐评委、《中国新诗年鉴》主编杨克认为，张执浩是同龄人里少数依靠个人力量杀出重围者，他不是靠某首诗，而是依赖持之以恒的写作而逐渐彰显。他为诗而诗，没有鲜明的艺术立场恰恰就是他的写作姿态。
张执浩说：“我还在路上，还在摸索，在东张西望。”文学批评家梁艳萍认为，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应该说是一个作家的最佳状态，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意味着不断的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
鲁若迪基 鲁若迪基，男，1967年生于云南，普米族。上世纪90年初开始诗歌创作，2001年出版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奖——骏马奖。鲁若迪基说，他的写作原则是书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并且坚持有感而发。
2004年，发表于《大家》杂志6期上的《鲁若迪基的诗》引起诗歌界的广泛关注。推荐评委庄伟杰说，鲁若迪基的诗叫人眼前为之一亮。他在背靠“神山”和怀抱“村庄”中注入朴素而澄澈的情愫，自由地律动出对大地对生活对自然的特殊理解和分外动情，也许这就是这位陌生而熟悉的新诗人灵魂的质量和诗歌的分量。
诗人于坚说，鲁若迪基感受世界的方式是普米族的，而用汉语表达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丧失其独特和朴素，没有模糊与土地、故乡的联系，这在少数民族诗人中是十分难得的，也是他的动人之处。诗评家马绍玺认为，这种沁入我们的心房天真的诗歌气质，应该是鲁若迪基从自己的民族地域文化中继承的最好的美德。面对今日诗坛，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诗歌美德视为是“边缘”对“中心”的一种颠覆，这也恰是少数民族诗歌在今日诗坛的文本意义之一。可以说，在2004年，鲁若迪基的出现是诗歌界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余怒 余怒，男，原名余敬锋。1966年12月生于安徵省安庆市，毕业于上海电力学院企业管理系，现任职于电力系统。是“不解诗群”代表人物，出版有诗集《守夜人》，2004年推出《余怒自选诗》（华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余怒引起诗歌界瞩目有两个因素，一是富有命运感的荒诞，二是意象的出色运用。有论者指出，以文化认知系统为主要材料资源的“泛学院化写作”和以现实具体场境为主要材料资源的“口语写作”构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最大的两轴，而在此之外，余怒式的写作造成了主轴远侧的另外一轴。可以说，通过对“意象”——这一久存于诗歌中的审美元素——具有开创性的“重新使用”，余怒于现代汉语诗歌中“发明”了一种新的写法。“它不能具体解释，但可以具体感受；它不易确定边缘，但可发现深度。”诗歌评论家陈仲义总结说，诗坛“冷面杀手”余怒接通北岛的气脉，成为意象主义在中国本土又一变异奇葩。
台湾诗人黄粱这样评价余怒诗歌的艺术特征：“余怒是一个新世代先锋精神的典范，它质疑威权与俗世价值标准的方式不是反抗，而是彻底的背离。他拒绝接受集体意识的任何诱惑、框限，他是心灵自由的个人。余怒诗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遭遇虚无，一个是刺穿荒诞。比如《秃鹫》，描写噬人的时代、噬人的城市，以及个人、群众在城市时代中的挣扎；还有那个要命的广场，令夜晚充满腥臭……余怒企图要翻起你的肠胃。”
李小洛 李小洛，女，1973年生于陕西安康，现居旬阳。李小洛的诗歌写作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这位曾用笔名“李亚明”的女诗人，在2004年度以“李小洛”的笔名发表诗作，引起诗坛的注意，发表于《花城》杂志2004年3期的组诗《孤独书》尤其受到关注。
“省下我的恋爱，节省玫瑰和戒指／省下我的泪水，去浇灌麦子和菊梅”。这是李小洛《省下我》一诗中的句子。《诗选刊》主编郁葱在回顾2004年中国诗歌时说：“我喜欢简单，也喜欢繁复，我喜欢思想，也喜欢感性，李小洛的诗让我有了多种感受。没有什么感受没有被诗歌写过吧，我们在期待的只是新的写法。新写法的意义，在于引领我们以新的思路‘复习’一遍早已烂熟于心的陌生感。当不为主题写作已经成为常识的时候，‘省下’这个世俗、亲切又苛刻的词，仍然使这首诗成为打动阅读者的鲜明样板。”
诗评家赵卫峰认为：李小洛的诗中，性别特征无意间被放下了，但又不是那种作为写作策略的有意的性别换位；它显得自然，行文因此真实，动人；至少，其文本所提供的，既是个人的，又是众人的，那个叫“共鸣”的词在此显然就找到了它的位置。一般女性诗人不常用或不愿用的反讽、自嘲手段在李小洛诗中较常见，但它并不显得玩世或嬉皮，而是一种沉静中的自省与豁达。
往届获奖者回放
2002年度诗人
【于坚】
授奖词
在这个日益光滑的世界，于坚的诗歌是少有的粗砺言辞之一。他的诗，经常以“非诗”的方式出现，经常通过对现成美学秩序的反动来敞开诗歌写作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从语言的另一端进入诗歌世界的人，是一个站在诗歌反面的美学异端，但他简朴而百无禁忌的写作，的确重新唤起了我们对存在和事物的挚爱。他在二OO二年度发表的一系列新作，有着诗人性情的天真流露，并将接续传统的情怀和风尘仆仆的个人魅力结合得完美无缺，他的语言，也因挣脱了底层的土气而获得真正的诗性光辉。于坚的写作提醒我们，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
2003年度诗人
【王小妮】
授奖词
王小妮的写作沉着，从容，充满耐力。她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越写越好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她置身于广袤的世界，总是心存谦卑，敬畏生活，挚爱着平常而温暖的事物。她迷恋词语的力量，并渴望每一个词语都在她笔下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诗意，她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建构诗性世界时面临的难度，以及面对难度时诗人所能做的各种努力。她发表于二OO三年度的《十支水莲》等一系列诗作，深刻地阐明了诗人内心的宽广、澄明、温情和悲悯，也再次见证了她在诗歌语言和诗歌节奏上的不凡禀赋。她良好的诗歌视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身处边缘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她的诗歌是可见的，质地纯粹，因此，也是最可期待的。
（编辑：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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