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易中天，湖南长沙人。 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５年，易中天与央视《百家讲坛》合作，他独辟蹊径，运用大众、幽默的语言，主讲了“汉代风俗人物”系列讲座，受到观众的欢迎，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再爆热门，每周日一期，持续讲一年，吸引了不少观众热捧，拥趸甚多，“易粉”、乙醚“无数”。但是，也有学者和观众批评易中天是庸俗了历史、低俗了历史，甚至是错读了历史。无论如何，易中天品历史在商业运作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艺术上，或者其他领域上，那就见仁见智，让大家慢慢来评点了。
央视的《百家讲坛》 火了，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原本只在学术或文坛里有知名度的名字，如今频频出现社会大众视野中。
这些以学者身份讲历史、讲小说，频频出现在电视、报纸上的人，成为了今天最耀眼的大众文化明星。不过，有批评家认为，《品三国》不同于《万历十五年》，这些文化明星起到的作用并非学术创新，而仅仅是大众普史。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几百年前在民间传播历史文化的说书人何其相似，甚至在讲授知识的形式与手法上，也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
“新说书时代”其实就是一个精英学者面对大众的时代。在大多数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历史文化教育，却又无时间与精力去啃读古典史籍时，这些学者以专业身份，近似说书的轻松方式讲授历史，客观上来说，是为公众奉献出了一道美味快餐。这是一种最符合现代社会“懒人原则”的补课方式，拥有广泛读者（ 听众）似乎就不足为奇。
“新说书”方兴未艾，新说书时代正在悄然来临。
无论是现场表现形式还是个人表达方式，易中天的“
品三国”在新说书时代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7月30日，广州，易中天全国巡回签售的第四站。广州各路媒体早早候在黄埔书城的办公室里，等待这个热得发烫的新闻人物来临。
上午9点30分，戴着一副大墨镜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出现了。自从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国以来，这副墨镜就成了他上街的必备品。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被认出来。之前在成都签售时，戴着墨镜的易中天从武侯祠门口过红绿灯，结果被认出来了，一群热情的成都市民跑上来拍照，造成了路口交通瘫痪。
易中天说，自己觉得最“可怕”的一次是在厦门，大街上几个搭客的摩托仔对着他指指点点，用河南话大声说：“看，那就是易中天！”易中天现在的生活规律是：每周打“飞的”，把所有的课安排在周一一天完成，周二飞北京，周日晚飞回家。“我现在从来不接电话。手机关机，太太每天在家里帮我接电话。都是‘流水线’作业：‘你好，哪位？他不在’———在也不接”。
易中天确确实实是火了。网上有人喊“嫁人要嫁易中天”，哪个名人博客对易中天稍有微词，就会遭到一批易粉围攻。在北京签售时易中天创造了中国图书签售史上的一个“奇观”：排队的读者近3000人，绕着北京图书大厦一圈，签售本被黄牛党叫卖到四倍的价钱，甚至出动了警察。“北京一个区的公安分局副局长亲自带着100多个警察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部门叫停了这次签售。易中天头也不抬地签出了两千多本书，“我的手倒没有签软，保安的手肯定是软了”。
易中天《品三国》首发签售场面火爆，盗版已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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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当时签售的队伍已经从北京图书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一直排到了大厦旁边的胡同底，又折回来，队伍长度三四百米。因为等待的人太多，一些读者甚至当上“黄牛党”，将签到名的书拿来倒卖，原价25元的书被炒到80元甚至一百元。很多从外地专程赶来的读者从黄牛手上以4倍的价格买走了签名本的《品三国》。
易粉：学历史是为了学做人
每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3点是易中天在央视录节目的日子。“时间改过两回，后来易粉强烈抗议，所以就固定下来了。”易中天不无得意地说。
“莫打路人甲”是百度“易中天吧”的吧主，25岁的网络工程师。他和其他几个吧主吧友几乎每周这个时间都要去现场听易中天录节目。“现场效果比看电视好”，“莫打路人甲”说，他们每次都去，录制之前易中天会跟大家讲个笑话，甚至唱歌。录节目的时候，有时他们被逗得哄堂大笑，有时手机响、塑料袋响，还有老人咳嗽，这时候易中天都要停下来，耐心地等待。当然到了正式上节目的时候这些都会被切掉。
易中天说起这些易粉让人感动的行径：“北京签售会他们来了，但就是远远看着。后来他们跟我说，如果人少我们就准备救场，人多我们就在旁边看着，万一出什么情况我们来救火。”
张岩是另一个易粉，或许是巧合，她和莫的身份都是网络技术人员，都是25岁的年龄。“当初学了理科，但一直喜欢文史哲，易先生讲得很精彩，又很幽默很平民”。“易中天吧”里常有人发攻击易中天的帖子，张岩就激烈地向他们回击：“我感觉他挺无辜的。他说得再清楚没有，他的节目是给非专业人士看的，他从没说他的言论是教科书。”
“莫打路人甲”不仅追看易中天的讲座，而且正在努力啃《三国志》：“之前我对历史就很感兴趣，但是古文很难懂，生活压力大又没时间去深入研究。”他对学历史的看法代表了一大部分易粉的心声：“学史是为了懂理，读书为了学做人。我对易先生分析人性的地方很感兴趣，可以学习其中处理周围人际关系的智慧。”
“新说书”方兴未艾
“刘心武、易中天其实就是有点学问的单田芳。”批评家张闳曾称刘心武说《红楼》就是在“说书”，对于易中天讲《三国》他也持相似的看法。
无独有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自己的博客里也将易中天和评书大师单田芳做了比较：“说起《三国》，我最佩服的还是单田芳，这个人是一位文化大师。有了单田芳，我们就不需要别的人再来说什么《三国》了。”
不仅易中天，通过《百家讲坛》火起来的人，都多少带有点说书人的色彩。每到一集结束都留个悬念，说“请听下回分解”，是包括易中天和很多讲坛名家的惯用手法；在观众面前绘声绘色地描摹情状，带动现场，也颇有说书人的感觉，孔庆东甚至穿上了说书人惯穿的传统长衫大褂。
“说书讲究情节层层推进，有高潮，有悬念，有现场演绎，面对的受众也是普通大众，易中天他们的讲法跟说书就是一样的。”张闳说，说书也是过去时代的“强势媒体”，跟今天的电视差不多。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是面对市民大众的。
说书艺术兴盛于宋朝，宋代“说话”主要有三家：小说，讲史，说经，其中小说最盛。在缺乏大众传播工具的时代，说书人就是在民间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角色。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所到之处，“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上世纪80年代，随着广播媒体的兴盛，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等一批说书大师红极一时，常有万人空巷，定时等在收音机前收听《隋唐演义》、《岳飞传》的场面出现。
进入电视时代，随着影视剧的兴盛，说书渐渐式微。然而新的说书形式却在不同地方出现。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以及凤凰卫视一些“说新闻”的方式，被认为是借鉴了说书的某些特点，单田芳自己也一度担任电视台的主持人，用说书的方式来主持节目。《百家讲坛》则是“新说书时代”的集中体现：有讲历史的，有讲名著小说的，面对的都是大众，都注重使用故事的形式来传播知识或道理。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张闳说，在西方的成熟社会中，知识分子从事文化普及工作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大众总是有需要。但大众能够分享的永远只是学术当中较为确定和实用的部分。比如中国人学历史往往就是想从古人那里获得职场、官场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教育总是在应付考试，学校不提供真正的历史文化知识，因此，“新说书”方式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
为何要这样说历史？
这两年走进书店，畅销书架上一般总会有几本解读历史的书籍，先是《潜规则》、《血酬定律》，然后是《天朝的崩溃》、《正说清朝十三帝》、《正说清朝二十四臣》等书，接下来是《帝国政界往事》、《历史的坏脾气》、《帝国的惆怅》像井喷一样地出现……因此，《品三国》畅销，光一本上册的发行量及版税就高得惊人，似乎就不是一件太难理解的事了。
除了图书，这几年电视荧屏上的宫廷戏也非常多，非常受欢迎。而《百家讲坛》在三年前还不为人知，后来，趁着众多清宫戏在电视上热播的时候，他们推出了阎崇年主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客观上满足了大众对清代皇帝清代宫廷的想象。清史专家阎崇年也就此一下走红。
葛红兵批易中天“乱嚼三国” ＞＞＞
“我只是觉得他讲三国的方式通俗得过火了”“只讲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君臣之间的背叛，兄弟之间的杀戮，国与国之间血腥争夺”，“雅的事情，还是要雅来解决，不可粗俗、粗鄙。”
“学术超男”易中天：我走红因为我人性 ＞＞＞
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定落实到人性上来。曹操是被人妖魔化的，我要把他还原成正常的人，诸葛亮是被神圣化的，我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
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
专家向大众“妙说历史”
将这些书、节目笼统地归为一类未必合适，作者也不会答应，但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点：说历史，而且是以个人的方式解说历史。这种方式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大众对说历史的热爱，集中在易中天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易中天曾经提出过一个“妙说历史”的概念：“妙说，首先讲者得有趣，有文学修养，有体验历史、品味历史、把握历史情调的能力。”以此去衡量，会发现这些书的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这个素质。这些专家，成了搭建历史和大众的桥梁。
从供求链上去探求，一方面是供给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需求，专家才会源源不断推出这种“说历史”的书籍。从需求这个角度看，大众为何会喜欢以这种方式来解读历史？喜欢历史，又折射出一种怎样的心态？
历史比小说还精彩？
在中国历史上，“史官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笔，中国人历来是比较注重历史的，这是这几年来“说历史”畅销的内在原因。
出版两本《帝国政界往事》并受到市场欢迎的李亚平认为：“中国人比较重历史，但从1949年的历史书写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两年，有人换一种方式去解读历史，老百姓才发现历史原来这么有趣，能无动于衷吗？”李亚平说，他的书99%都是真实的，因为“虚构的东西远不如真实发生的历史精彩”。
对历史的普及肯定是有价值的。不过，学者葛红兵认为，大家不应读《品三国》、而应去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但中国的史料汗牛充栋，要求所有读者都通过读原本去了解历史并不切实际，虽然以通俗方式普及的价值也不宜过高估计。李亚平说，“我希望谈论历史话题，不仅能说出what，还能说出why。有生命力的还是那些能提供方法论的历史视角。”
在他看来，在中国近年来能提供历史的方法论的几本书有《万历十五年》、《潜规则》和《天朝的崩溃》，而《品三国》、《正说清朝十二帝》等畅销书“新东西不多”。文化批评家张柠也认为，《万历十五年》、《潜规则》都是学术著作，有新的历史方法论，有新的观点，因为风趣幽默可读性强而畅销了，这几本书与今天的“商业史学”或“市场史学”是不同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些对历史知之甚少的读者通过易中天等人的著作了解历史，而另一些读者则希望通过阅读有观点、有态度的学者的书，来解开对历史的疑惑和看法。一定程度上，对学术、通俗的历史解读的不同需求，形成了图书市场上不同的级差。
读历史是为了学谋略？
事实上，近年来，第一波带起“三国”热度的并不是《品三国》，而是成君忆的《水煮三国》。他把商界的斗争与三国复杂的人事关系结合在一起来开讲,曾经风靡一时。三国的确是一个故事极为丰富的历史阶段，充分展现了那种“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尔虞我诈的风格。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三国”成为历代说书人都极为迷恋的题材。
李亚平认为，历代都有许多人希望从这些权谋中获益。唐代赵蕤编撰的《帝王学》，里面收集了大量帝王领导术、权谋术、用人术，都是阴谋与暗算，但该书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帝王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民间学者易白沙所著《帝王春秋》一书，“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影响也很大。而李宗吾的《厚黑学》(《厚黑学》中就引用了大量三国的例子)也曾轰动一时。
大众对三国的热情，似乎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对权谋术热衷的因素。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就是通过刘邦、项羽、汉武帝、曹操的故事来讲人际关系。李亚平说道，“我猜想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太差，才让大家对尔虞我诈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易中天品三国 我品易中天 ＞＞＞
一部春秋战国的历史也许更加好看，但《春秋》这部书中却有一种大义在里面。如果为了“好看”，只讲三国谋略的“小道”，而对其背后的文化“大道”不作分析，这种品读未免偏颇，也容易误导。已经失了“朴道”的文化，还经得起再增加谋略的权重吗？
弼马温：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不要被表面的现代化大潮淹没。
都市老农：只是正说了却关注的人说了，感兴趣的人少了，或者和社会风气有关？先入了行，感了兴趣，才能让人有深入研究的兴趣。
易纪：一个人发热，可能是受了风寒，也可能是体内有了其他炎症，怎麽能一见发热就诊断为感冒呢？表面的相似可能隐藏者本质的不同，误导比沉默更可怕！
火山冰：于学问一道，历来有做得精彩与说得精彩之分。
我给易中天扯虎皮 ＞＞＞
易中天先生是写了一部《品三国》的书，可这就像地摊上的故事会一样，那是咱老百姓喜欢的故事而已，跟历史庸俗化何干？如果说易中天的《品三国》让历史庸俗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把《三国演义》当做中国文化的瑰宝纳入四大名著呢？正如中国古代的正史和野史一样，难道我们就只允许州官点火不许百姓点灯？《三国演义》不照样是把历史庸俗化了吗？
木猪：上次是刘心武被红学家围攻，这次又是易中天。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没本事把知识变得面目可爱，还不让别人这样做．
zhangsan999 ：我不是易迷，但我喜欢听人讲故事，哪个不让易先生讲三国，俺跟他急。
古云中月：有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红！可笑！可恶！可恨！可惜！支持易中天！！！
“读到的是乐趣，不是真实的历史”
受访者：张柠，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南方都市报：易中天这样的学者走红，你觉得意外吗？这是好事吗？
张柠：易中天现在俨然已经引人注目了，他的书作为畅销书在事实上已经被大众认可接受了。抛开媒体的炒作不谈，他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做书的态度又是比较认真的，再加上他个人独特的表达和表演能力，一切又都切合了市场的某种需要，走红没什么可吃惊的。这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的，我就做不了通俗读物，我面对一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受众就会无从下手。
学者可以做研究，也可以走向市场，但这种历史的普及是非常有限的。就公共传播领域而言，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对此有资讯方面的需求，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修养以增加谈资，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快餐文化”。还有一种更离谱，本身没有阅读欲望，却被周围的人和媒刺激起来了，再加上书商的炒作，欲望就成了需求。当然也有真的对古典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但他们就不会满足于阅读《品三国》这样的书。而在专业领域，要求就更加严格了，这种品说历史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这种畅销书是不能进入精英教育的领域。当然，易中天本人出身院校，他自己对此定位应该很明确。
南方都市报：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加入一些主观评论甚至是调侃，这样出来的历史还能被视作可靠的信史吗？
张柠：历史都是由人叙述的，叙述人不一样，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段历史，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就有区别。历史永远无法绝对客观，但我们在历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尽量摒弃主观的东西，减少叙述，采用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手法。所谓正史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其他都称作演义。易中天的书应该称作历史读物，而非史书；人们读到更多的是乐趣，但不能说是真实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三国已经被“水煮”过很多次了，许多日本企业的老总对三国也是非常迷恋，你认为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
张柠：所谓“男不看三国，女不看红楼”。三国里面有很多权谋术、厚黑学的东西，本来这些对人性的描写应该与故事结构和文学趣味结合在一起来欣赏的，但现在大家只把它当做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来学习，最后拿来指导商业管理和日常生活。而书商也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进行炒作，夸大一些计谋权术的东西，甚至把其定义为成功之道。可究竟有谁是研究了三国就成功的？企图靠看一两本书来成功是很急功近利的，也是行不通的。《三国演义》最大的价值在于她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脱离了文学和历史本身去看三国，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南方都市报：除了易中天的《品三国》，这一两年许多关于历史的通俗读物纷纷涌现，还相当畅销，例如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等。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吗？
张柠：中国人非常迷恋历史，这跟中国多年的传统有关。你看电视剧，古装戏就一直非常受欢迎，无论是正说的还是戏说的。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有宗教，我们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评判是非对错往往是凭借历史经验，所以也间接令解说历史之风气长盛不衰。
南方都市报：不仅是史学，还有国学，这些看起来艰难晦涩的东西现在忽然热了起来，而且跟大众的关系比以前密切了许多。这些添加了功利性和娱乐性的国学、史学，会不会失却其本应该有的严肃性？
张柠：跟大众亲密了起来，这本来就是一个幻觉。要学国学，首先要学“音韵、训诂、文字”的小学，再深一点，还有版本学，不是一朝一夕能速成的。连古文都看不懂，字都不识，何来国学？我称之为“简体字国学”，这其实就不是国学。同样，一个公司白领，也不是说下了班在地铁里翻翻小册子，就说自己懂史。国学、史学称之为学，仍然是学术性的，跟商业资讯不是一个概念。
南方都市报：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三国气”、“水浒气”，你怎么理解？
张柠：所谓“三国气”，就是指争斗；所谓“水浒气”，则是指揭竿起义。中国过去那个社会只有两个阶层：官和民。民都想做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正道，就是仕途，这个过程中要跟人斗，要踩死很多人，这就是所谓的“三国气”。还有一条邪道，就是造反，这是捷径，所以中国不断地爆发农民起义，要么推翻人家自己来做皇帝，要么等着招安，反正也是要做官，这就是“水浒气”。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种说书风格的解读能走多远？
张柠：市场需求能走多远，它就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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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