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课题。只要历史在发展、人类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文化问题必然不断地推陈出新。这问题很不好讲。现在中国的13亿人，恐怕要说谁没有文化，大概都不会服气，何况在座的专家学者，都是在某个文化领域很有造诣的，因此，要讲出新意，取得共识，显然不容易。
文化的四个特点
我感到文化有四个特点，即相对性、多样性、渗透性和传承性。
假如文化等同于文明，那么凡是人类实践留下痕迹的东西、凡是人类思维扫描过的事物，都会留下文化。假如文化是相对于物质而言，那么文化就等同于精神。假如文化相对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经济、政治、社会而言，那么文化主要是属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文化具有相对性。
文化又具有多样性。从历史来说，我们说有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从空间分布来说，还可以说有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古罗马文化，还有欧洲文化、亚洲文化、非洲文化、美洲文化等等，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即使在一个国家内，文化也具有多样性。比如说在中国，有齐鲁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广东这一带叫岭南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闽文化、陇文化、伏羲文化等，还有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雪域高原文化，等等。从文化的特质来说，文化也有很多种。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如果再往细分，文化的种类就更多了。比如，我们今天一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就看到奥运雕塑，那也是文化。广州还可以有潮州文化、客家文化等等，所以说文化具有多样性。
文化还具有渗透性。比如说你看这位先生所穿的服装，这样色调的西装、那样色调的领带，这能从一个方面反映他所追求的文化品位。说那位女士的服装，上身是那样的样式，下身是那样的裙子，这又反映她所追求的一种文化品位。有些建筑，从外表上看是大屋顶的中式建筑，而内里装修格局又是欧陆风格，则可说，它体现的文化品位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特点。饮食业也有文化，叫饮食文化。人类的一些文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渗透到一些领域，形成了方方面面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渗透性。
文化还具有传承性。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都与文化的变迁有关。文化也有相对不变的。中华民族的黑头发、黄皮肤不容易变，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其中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没有变化，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变化。当然，也有个别汉奸、卖国贼，那是属于民族败类。
而对文化的评价，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种文化，究竟该怎么看？比如“超女”，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超女”这种现象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究竟应该抵制还是提倡，也是众说纷纭，评价本身也具有多样性。我的看法，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产生都有其客观必要性，也都有其相对合理性，重要的是要善于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去引领。
总之，想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文化，那是不大容易的。用几个小时说清楚也不容易，用几天说清楚也很难。所以我们讲文化恐怕需要找准一个角度、找准一个切入点。我这里把文化限定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范围内来谈。
文化是国力中的软实力，但也能成为硬实力
国力就是讲国家的实力、国家的能力。如果粗略地区分国力，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硬实力，一类是软实力。经济实力，如制造力、生产力、开采力、运输力、军事战斗力等等，都属于“硬实力”。“软实力”这一概念最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制度的吸引力、是一种文化的感召力、是一种国民的形象力，是由这几个方面构成的。后来这一概念也有所演变，有所发展。在我们看来，文化就应当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无论是国家制度、文化政治，还是国民形象，无不受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时期、某种环境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可以讲文化是软实力中根本最核心的因素。
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气质、精神、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构成了这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文化仅仅是软实力吗？我们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毫无疑问，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化不仅仅是软实力，它也可以成为硬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什么情况下？那就是当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硬实力。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已经达到了10%以上，美国已经达到了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是多少？是43%。欧盟呢？它占了34%。整个亚洲和南太平洋，加在一起占了世界文化市场的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包括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在内，一共占了4%。可见，我们的文化产业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和整个经济规模来讲，份额太少了，是应当大大发展的。
文化成为硬实力，还应当表现在什么方面呢？笼统来说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方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伊拉克拿下了。美国靠什么？有人说那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特别强大，它有精确制导武器、战略打击武器，还有信息战很先进。对不对？对。但是不全对。美国要发动伊拉克战争，首先它必须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搞清楚世界哪些主要国家在伊拉克有重要利益，这些国家会做出什么样反应，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它要进行分析。还有伊拉克周围的国家，整个伊斯兰世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它也要分析。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政府各级官员、军队各级军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伊拉克各民族各个教派会做出什么反应，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谋划，这个谋划不是靠军事武器，而是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靠文化。包括以什么样的借口打击伊拉克，进入伊拉克之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些都要靠谋略思想。美国能顺利占领伊拉克，现实证明美国对形势的总体分析是正确的，即成也得益于文化。现在美国深陷在伊拉克的泥潭里恰恰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对伊拉克和世界没有研究透，即美国在伊拉克败也是因为受制于对伊拉克文化没搞透。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前安全顾问阿得尔曼就讲过，说美国现在在伊拉克犯了当年在越南同样的错误，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对伊拉克的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了解得还不透彻，对伊斯兰世界、伊拉克民族当中那种反美的心理缺少足够的估计。所以，尽管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后，又发大米、面包，又提供水，但仍然无法征服伊拉克人心。现在美国承认它失败了，美国的状况现在叫什么呢？那叫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处于很难的状态。为什么那么迅速地实现了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而现在陷入泥潭呢？以至于伊拉克现在的内战局面已经形成，这对美国来说是打了一个重重的耳光。美国的民主党恰恰抓住了这一点，猛攻共和党，所以说文化问题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来说，成也得益于文化、败也受制于文化，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文化与国力的关系
文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如何，文化和国力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刚才我们讲，文化既能成为软实力，又能成为硬实力，所以两者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再比如说，古巴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就在美国鼻子底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卡斯特罗搞过上百次暗杀都没有成功，卡斯特罗的古巴仍然是挺胸昂首，敢于对美国叫板，敢于对美国说硬话？为什么？那也是因为古巴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卡斯特罗领导的政权在老百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正是这些东西可以抗衡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使它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现在卡斯特罗患有重病，美国也只能静观其变。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强大的硬实力，这个国家恐怕是一打就败。但是假如这个国家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失去了软实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不打也自败。大家都知道，朝鲜非常贫穷，但是朝鲜却有一种很强大的民族精神，朝鲜劳动党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正是这种东西使朝鲜敢于和美国叫板。不管你美国怎么威胁、不管你日本怎么帮凶，朝鲜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而且现在也搞出了核武器。美国原先叫得很凶，现在也把身段放低，也得说一点软话了。为什么？因为朝鲜有一个很高明的战略思想，知道自己处于特殊的利益位置，它和中国、俄罗斯、韩国是近邻，美国要对朝鲜下手，不得不考虑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不得不考虑韩国的利益和态度。朝鲜和我们是唇亡齿寒，我们当然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不希望美国的势力扩张到鸭绿江边。美国搞北约东扩，搞颜色革命，已经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当然不希望美国在朝鲜也得手。还有韩国和朝鲜是一个民族的，韩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美国攻打朝鲜。所以朝鲜是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朝鲜的胜利也得益于战略文化。可见，文化对国力的影响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低估的。
再比如，中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可以说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什么中国能长期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0%。这可不是我们自己吹嘘的，而是西方一些比较权威的学术机构统计出来的。后来我们才落伍了，我们落伍了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落伍了首先也是因为我们文化落伍了。西方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使西方人大开眼界，推翻了神学宗教权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于是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大师、文艺大师、科学巨匠，他们又进一步推动了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而中国人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正处于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最近有很多电视片都在说康乾盛世的事情，但是恰恰在这时，中国的文化开始趋于夜郎自大、封闭保守，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国人以天下的中心自居，只待四方来朝拜。渐渐地，对新生事物采取排斥的态度，缺少盛唐时期开阔的胸襟。西方人则利用地理大发现，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
中国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有人意识到。第一个意识到的是魏源。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林则徐跟魏源有一次见面，林则徐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他就感觉到西方的火器、西方的文明有可学之处，他嘱托魏源写一部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政体、国体、科学、艺术这方面的著作，魏源在1942年就组织编纂出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后来到1847年，他又把这50卷本扩大到100卷本，全方位地介绍西方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希望能唤醒国民、开阔视野，振兴我们的民族。据说当时我们国内有能力阅读这部著作的，应当不下400万人，可惜封建保守愚昧的统治者把这套书视为洪水猛兽进行了限制，所以这本书在中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1851年有一艘船驶往日本，船上就带有三套这样的书。1853年这本书在日本翻译成日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连印了15次，价格猛翻了三倍。当时日本的改革者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南等看到这本书，那真的是如获至宝、大开眼界、豁然开朗，正是在《海国图志》的启迪、鼓舞下，日本有了明治维新，十九世纪末成为强国，而中国仍然为落后的封建制度所折磨。
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先进的文化可以兴邦，落后的文化会误国。正是因为我们固守已经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所以使中国落后挨打。正是因为日本能够积极地吸取先进文化，所以在日本很快实行了革新，变成了世界先进的强国。这个例子恐怕很能说明文化和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试想，日本那样的一个岛国，明朝的时候还有一点兴风作浪，倭寇祸乱，后来被赶走。但日本后来变成了一个强国，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不断侵略和瓜分中国。我从白云机场进入广州市区时经过了三元里，我头脑里记得三元里抗英这件事。鸦片战争时英国几艘飘洋过海的战船，就把我们泱泱大国打败，签订了那么多的条约。不要说英国、法国，就是沙皇俄国也利用这个机会，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从我们国家掠走了大片领土，我国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皇俄国抢去了，相当于3个法国和12个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的国家变成何等的衰落，任人欺凌和宰割，以至于八国联军有一个军官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了！”我们的侵略者都如此为我们感叹，中国人自己该是何等悲哀啊！
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先进文化
二十世纪初，许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灭族？但是二十世纪过去了，我们不但没有消亡，还崛起了，以至于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甚至美国都要渲染“中国威胁论”。当然，我们是威胁不到美国的，但是至少说明我们的发展已经让他们感觉到不安了。为什么一个曾被普遍担心走向消亡的民族，经过一个世纪的奋争崛起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为指导，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振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文化。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鲁迅评价很高，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毛泽东还有一句话，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什么地方相通呢？我看就是热爱祖国、振兴民族的忧患意识，还有就是对文化高度的重视。鲁迅原先是学医的，在日本留学，后来为什么弃医从文呢？是因为他感到了文化对于祖国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医学。他看了一部纪录片，受到很大刺激和启发。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而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战争。这部纪录片反映的是，日本军队要拿一个中国人砍头示众，据说这个中国人给俄国军队当了间谍、送了情报，周围围观的都是中国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一个一个表情呆滞，没有愤慨，没有忧伤，没有羞愧，没有同情，完全是麻木不仁的状态。所以鲁迅就感慨到，一个民族不管它有多么强壮的体格，如果没有自己坚强不屈的精神，这个民族也只能配当奴隶。鲁迅意识到文化非常重要，于是弃医从文，决定用自己的笔撰写文章唤起民族的觉醒，为自己国家的解放、民族的振兴而呐喊。
毛泽东一生直到逝世之前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非常重视意识形态，说“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到中国，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从急剧的衰落走向振兴，就是靠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靠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文化。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找到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如何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以后，我们继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又使我们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广东，变化太大了，这都应当归功于我们党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而且有时候比自然科学更重要。例如，有人说举世闻名的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他的杂交水稻不知解决了多少农民吃饭的问题，确实值得尊敬。但是我们细想一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救活了多少农民啊！恐怕不是袁隆平所能比得上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太大了。
我们常常说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那么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那就是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什么是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那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了，我看深圳很多人就把邓小平看成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的救世主。广东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它是2000年江泽民考察广东的时候提出的。但是，至今还有少数人对于把“三个代表”写入中国党章，可能还有疑问，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就是那么简单的三句话嘛，这能叫科学体系吗？有人说，那三句话，老祖宗马克思都分别说过，现在一并提出来这就是理论创新吗？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到1945年党的七大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的旗帜，中间经历了24年。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才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旗帜，其间经历了19年。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就写入党章，是不是太快了？还有人说，我们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前不久还在讲，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怎么这么快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上党的旗帜了？这些疑问的提出并不奇怪，因为一种理论从提出到得到普遍认同，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我们要说，这些疑问和困惑都是属于模糊认识，都是可以澄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是简单的三句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献，那就是十六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在开篇的时候，在总结我们党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十三年基本经验时提出了“十个坚持”。在座各位可能有不少搞理论的可能清楚。这十个坚持是什么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共是十个坚持。
这十个坚持，每个坚持都是用两句话来表述，前一句话都是邓小平理论当中已有的，后一句话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创作的。在讲完这十个坚持之后，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这十条基本经验，联系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全部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至少应该把这十条基本经验包括进去，而这十条基本经验每一条都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另外，大家看前不久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上中下三大卷，怎么是简单的三句话呢？
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没有创新呢？只要翻一翻《江泽民文选》，看一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到党的十六大中央的一系列文献，就不得不承认那里面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说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说“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前面加上了“解放思想”，江泽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后面加上了“与时俱进”。这属于不属于理论创新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注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是”就是规律性。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客观事实的规律性，就叫“实事求是”。那么怎么样才能研究好客观事实的规律性？客观事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邓小平告诉我们，要解放思想、要打破僵化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才能研究好那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的规律性。
我们这样研究客观事实的规律性，目的何在呢？目的就在于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精神、反映时代的要求、与时代同步前进，与时俱进。这样分析下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的确确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那么什么是“与时俱进”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有很明确的论述，说“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都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什么意思？就是说只有跟上时代步伐，理论或者是工作，都要跟上时代步伐。都要符合客观规律、都要有所创造。与时俱进的标志就是创新，创新的意义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有论述，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话虽然不多，但是把创新论述得非常精辟。
那么创新是主观臆想的，还是客观必然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然规律。”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创新是实践的呼唤，是规律之使然，而不是主观臆想的。创新中什么是重要呢？过去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大了实践检验的范围，提高了实践检验的权威性，提出了要用实践来检验一切，不仅是检验真理。怎样才能检验得更科学更合理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提出，“要自觉地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做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说这样，我们才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什么是“新的实践”？这个“新的实践”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现在也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这本身也是理论创新。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小康”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非常早，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就是说老百姓有劳有逸日子就会好过了。后来儒家就把小康作为比大同低一级的社会形态来对待。在《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在大同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意思是说，在大同社会里，人们办事情、想问题都是为着一个公字，每一个人不仅仅把自己的亲人当做亲人、自己的子女当做子女去，也把别人的亲人当做亲人，别人的子女当做子女去关爱，在那里，老年人都能颐养天年，得到善终，青壮年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少年儿童都能茁壮成长，而丧失劳力无依无靠的人也都有地方赡养。小康则是比大同低一级的社会，是“天下为家，人皆亲其亲、子其子，货力为己”。意思是在小康社会里人们办事情、想问题都非常关注家庭，每一个人都真正把自己的亲人当做亲人、把自己的子女当做子女去尽责任和义务，出卖劳动力也是为了自己这个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同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只有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才是比较现实的理想追求。所以“小康”在老百姓中非常有吸引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古为今用，赋予“小康”新的时代内涵。1982年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说本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是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化，达不到西方人的标准，我们不过是人均八百美元左右，我们把它叫做小康之家，或者叫小康的国家。1984年3月25日，他在会见另外一位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末建成小康社会。那是第一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
为什么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理论创新呢？新就新在它提出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就新在“全面”两字上。这个“全面”是有标准的，标准是“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围绕这“六个更加”，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宏伟蓝图。所以我们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也是一种理论创新。还有围绕着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对外工作和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说简简单单把三句话提出来就是创新。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不能仅仅看这三句话。当然，这三句话提出来本身也是理论创新。因为这三句话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说过，但是一并提出来，并且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还是第一次。
至于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才提出来，恐怕不能这样看。这个问题要怎么看呢？就是一个理论科学思想内容和这个理论的名称不是一回事。作为理论名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000年江泽民考察广东提出来的，但是作为这一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应当追溯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从那时以来到党的十六大共13年。这13年可以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步成熟时期。所以胡锦涛同志才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形成了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所以它不是两三年的事，而是13年。
至于说我们时代的主题没有变对不对？对，我们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我们要清醒，影响这一主题的许多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说霸权主义又有了新的表现。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时候，美国还是很在意联合国，它还需要拉联合国作为遮羞布。但是到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可以不理联合国在做什么，说打就打。尽管德国、法国、俄罗斯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但是美国照打不误，而且先发制人。这说明什么呢？尽管多极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都希望自己当家作主，不希望美国指手划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也不得不对美国做出屈服和让步，所以多极化只能在曲折中发展。这是霸权主义新的表现。
再比如说，南北差距进一步拉达，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相对来说越来越穷。就是包括我们这样的国家，在某些方面也是得眼睁睁吃西方发达国家的亏，比如说发达国家有一些污染的企业、工业，它在国内生产怕遭到绿色环保组织的谴责，于是转嫁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国家需要发展、需要赚钱，怎么办？我们知道你污染也得请你来。当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和印度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缩小了，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在扩大。前几年我在法国参加过一个马克思园地世界大会，由法国左派召开，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派代表参加，1500多与会者。这个会上有一个醒目的横幅标语，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经济全球化”。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经济全球化？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就是金融资本垄断贸易世界化、就是无产阶级进一步贫困化，每当世贸组织召开会议，一些左派组织都会组织抗议、游行、示威。他们为什么抗议？就是这种经济发展使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越来越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干涉、控制中小国家，干涉内政、掠夺市场、争夺资源，进行一种不公平的交易。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所以说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是一种事实。
还有宗教战争矛盾，种族冲突，局部战争。比如说伊拉克现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内战争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等等，这些因素都有了新的变化。整个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多么大的事情。这种变化就需要我们党有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和说明，就需要有新的政策加以应对，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国内来看，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制约着这个主要矛盾的许多次要矛盾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现在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差距，国际上往往用到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如果在0.3-0.4之间，那是属于可允许的范围，如果超过了0.4，那意味着超过了警戒线。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不同统计部门所得出的统计数据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少的已经超过了0.417。还有一种统计方式，就是把国家全体国民分成五个部分，五等分，最贫到最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最贫的那五分之一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占全社会的收入是多少呢？是4.27%。而最富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50.13%。4.27%和50.13%相比，当然很大差距了。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减免农业税、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这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英明的。
还有环境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污水排放量，超过环保允许程度68%，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保允许程度77%。我们国家七大水系，有一半以上的河道处于被污染的状态。我不知道珠江是怎么样的情况。还有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临酸雨的威胁，90%的天然草场处于退化状态，我国土地沙漠化的趋势仍然没有遏制住势头。云南滇池过去非常清澈、美丽，现在污染非常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云南的同志讲，如果把建国以来滇池周围所有的企业创造的利润都加起来，用来治理滇池的污染，仍然不够，仍然治理不好，可见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长江以南山清水秀，绿色植被非常好，但你到西北看一看是什么样！有一次我从兰州坐飞机到敦煌去，往下一看漫漫戈壁滩，什么东西都不长，非常荒凉。从兰州机场到兰州市区，过去是完全光秃秃的，现在把黄河水引上来灌溉，还可以看到一些绿色，但是越过路两旁的山，外面山连山还是光秃秃的山，什么都不长。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讲是因为甘肃省位于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北部，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挡住了印度洋的雨水，所以这一带才这么干旱。可是你从甘肃再往南走，到青海，再往南走，到藏北绿色植被非常好，所以这个理由也占不住脚。如果还说跟地壳变化、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应该说都有关系，但是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不懂得科学发展观，盲目开发、盲目开采、过度放牧，破坏了生态平衡、破坏了生态环境，使水土流失，土地逐渐沙化。要不然，过去那一带是丝绸之路的开端，丝绸之路总得找一个好地方去，怎么会专门往荒漠里走呢？所以这些恐怕也都很有关系。
现在的环保还是很成问题的，小煤窑、小造纸厂、小化肥厂、小印染厂，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污染，在污染着我们的环境。这都是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还有社会治安问题、党内腐败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我们用新的理论加以应对、用新的政策加以解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应运而生。尽管我们时代的主题没有变、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制约着这个主题的许多因素、制约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许多次要矛盾都发生了变化，都需要我们有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
这个理论产生了，就真的管用吗？是科学吗？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个理论是管用的，也是科学的。何以为证呢？我们看看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13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所从事的伟大实践，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呢？是16909. 2亿人民币。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加到65933.3亿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超过9.3%。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是5%。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是3%，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2.5%。如果用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每向前迈出一步，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向前迈出了两步；世界每迈出一步，我们就迈出了三步；西方发达国家每迈出一步，我们就迈出了四步。这是一个约略的速度比，按绝对值计算还不能这样看，因为美国的基数大，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9倍，我国增长10%也没有它增长2%的绝对值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大幅度地迅速缩小。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外汇储备只有55亿美元。到十六大召开的时候，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600亿美元，翻了40多倍。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对外贸易在世界排名中居第十位，而十六大召开的时候我们上升到第六位。全世界有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其中有400多家在这13年内争先恐后来中国创业发展。
在高科技领域，我们的发展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们有60%的高科技领域是处于空白，或者刚刚起步，或者低水平发展。到十六大召开的时候，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我们都有涉足，而且有11%的领域是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我们国家有53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53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13年无论是产值、利税还是创汇，都翻了近百倍，年均增长率60%。可以说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国外有一些研究者把我们的奇迹称为“北京共识”，或者是“中国模式”。认为比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都好。而且在这13年中尽管我们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仍然是大事、喜事连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泰铢贬值，很快冲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日本、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但是只有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可以说周边一片恐慌，而我们这里岿然不动、风景独好。1998年我们遇到特大洪水，应当说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能战胜这样百年不遇的洪水。如果发生在过去，恐怕又是数以万计的人流离失所，但是我们灾区人民衣食饱暖，很快恢复生产，安居乐业。靠什么？一是靠伟大的抗洪精神，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当时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还有申奥成功，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奥运梦，在过去不要说我们能够承办奥运会，我们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1932年，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有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入奥运赛场，结果空手而归，背后留下一片嘲笑声，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申奥成功海内外炎黄子孙那么欣喜若狂。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洗去了中华民族百年国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香港回归交接日上，英国王子查尔斯满脸的沮丧。那时，全世界的炎黄子孙，该是何等扬眉吐气啊！
在外交战线，我们的成就也很辉煌，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37个，十六大召开之前已经增加到165个，这期间有180人次的外国元首访问中国。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那么多外国政要争先恐后来中国访问，为什么呢？这至少说明他们看中国发展得好，愿意跟中国交朋友。我上面讲的这些都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经受过实践检验的，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的成就是辉煌的。如果横向比怎样呢？横向比也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总得找一些具有可比条件的国家。前年，我随中国专家资深考察团到朝鲜、俄罗斯、印度进行了考察。考察下来应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概括来说可以有这么几句话。到了朝鲜，你就会知道不改革不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到了俄罗斯，你就会知道乱改革不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到了印度，你就会知道不坚持共产党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邓小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伟大。
朝鲜第三大城市叫新义州，和辽宁省丹东市隔鸭绿江相对。丹东远远不如广州有名气，丹东市是高楼林立，晚上灯火辉煌。而新义州呢，建筑比较陈旧，晚上是一片黑暗。那么横跨在两个城市之间的鸭绿江大铁桥，我们这一半维护得像新的一样，他们那一半是锈迹斑斑，对比非常鲜明。朝鲜首都平壤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花园般的城市，也有不少的楼房，但是那里许多楼房实，远看还可以，但近观质量都是比较粗糙的。平壤市有一座最高建筑，叫柳京大厦，103层。什么时候修建的呢？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可是在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很空框，内外装修全部没有。为什么？没有钱。平壤的街道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全部用漂亮姑娘担任交警。但是看不到太多的汽车，再看路两边的行人着装颜色比较单调。劳动党也有一个跟我平级的干部，他的工资拿在黑市上可以换三个美元，可以买三公斤鸡肉。当然，这说明朝鲜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收入差距非常小，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困难的程度。
有一些朝鲜老百姓老往东北跑，西方称之为难民。我们不能这样说，朝鲜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朝鲜有朝鲜面临的国际环境，有朝鲜的困难，美国和日本对朝鲜无端地施加压力，所以朝鲜现在不可能像我们是全方位地改革开放。当然，它现在也开始搞试点了。金正日同志最早反对改革开放，说我们是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后来到中国实地考察，说了几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他说朝鲜也要改革开放，但是要慢慢来。我感到金正日无愧为战略家，对形势分析判断把握是很高明的。朝鲜现在还很穷，如果马上全方位地打开，不利于朝鲜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不要对朝鲜的政治说三道四，朝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恶劣，朝鲜的政策有其合理性。但是我要说，假如中国不改革开放，可能中国现在还不如朝鲜，七八十年代我们还羡慕朝鲜，因为当时朝鲜的经济发展得比我们好。所以说，到了朝鲜，你就知道不改革不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实伟大。
我在去俄罗斯之前，有人对我说我们不要过早否定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许将来俄罗斯比中国改革得好、发展得快。我们去了之后，感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到了俄罗斯之后，当时俄罗斯有一个科学院的院士，是莫斯科大学的副校长，兼社会系主任叫杜勃列尼科夫，他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他说俄罗斯十年自由主义改革几乎把俄罗斯引入了死胡同，俄罗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物质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无可估量的。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年下降了一半。许多俄罗斯人感到很困惑、很迷茫，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明天该向何处去。俄罗斯有80万因酗酒而患病的人，有300万无家可归者，有300万的精神病患者，有200万到400万的流浪儿童。这个人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开着一辆车出去，结果一去不回，被黑社会暗杀了。而俄罗斯的法律取消了死刑，那些律师们千方百计地为犯罪分子辩护，而对死亡者和死亡者的家属毫无同情心。杜勃列尼科夫在吃饭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女儿的照片给我看，一边说一边流泪，最后很动情的说了两句话，他说，伟大的中国绝不能重走俄罗斯的道路，伟大的中国朋友没有资格重犯俄罗斯人的错误。什么是俄罗斯人的错误和俄罗斯的道路？就是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自由主义改革。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振兴的迹象。俄罗斯经济近几年的平均增长已经达到了6%左右，而且俄罗斯社会也渐趋稳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普京扭转了叶利钦乱改革的势头。叶利钦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成型的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只能依靠从西方归来的一些知识分子，什么盖达尔、丘拜斯等。这些人都是西方的盲目崇拜者，他们认为俄罗斯只要在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俄罗斯很快就会跟西方一样富裕发达起来。叶利钦听了他们的话，一年之内就实现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结果可把俄罗斯害惨了，所以才出现杜勃列尼科夫所说的惨象。普京扭转了叶利钦乱改革的势头。在政治上，普京说，我们也搞民主，但是不能搞西方的民主，我们搞的是可控制民主。什么叫可控制民主？在我看来，跟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应该差不多。另外普京强化总统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他规定俄罗斯各州市的一把手选举，一定要由总统提名。这和总统任命差不多了，谁敢不听他的。另外俄罗斯杜马有450个议席，叶利钦乱改革，将其中225个议席分到选区，由选民自由选举。普京决定将那225个议席完全收归杜马，由杜马内各政党来进行竞争。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俄罗斯杜马内最大的政党是统一俄罗斯党，统一俄罗斯党是专门拥护普京的政党，这样保证了普京的政令很容易在杜马当中通过，有利于维护俄罗斯的统一和稳定。另外，普京还制定了“非政府组织法”，组断了西方企图通过所谓颜色革命来颠覆俄罗斯的图谋。普京在政治上扭转了叶利钦乱改革的势头，在经济上，普京说，我也不赞成私有化。但是私有化既然搞起来了，他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他在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扭转叶利钦乱改革的势头。首先严厉打击那些金融资本寡头，避免了俄罗斯资金的大量外流和被少数寡头控制。再就是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实行国家控股或参股，这样就稳定了整个俄罗斯的经济架构。第三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叶利钦乱改革，曾经解散了15万个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的农民肉、蛋、奶全部吃不上，只能吃面包和土豆，现在普京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既有利于发展农业，又是得人心之举。第四，普京也开始打能源牌，俄罗斯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不需要进口外国资源的国家。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煤储量仅次于中国，石油储量仅次于海湾地区，金矿储量、制造原子弹的铀的储量名列世界前茅。
过去叶利钦乱改革，俄罗斯资源敞开向西方供应。普京把能源当作政治牌、外交牌、战略牌来打。总之，普京在扭转叶利钦乱改革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才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振兴的迹象。所以说，到了俄罗斯，我们就会知道乱改革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伟大的。
为什么到了印度，会知道不坚持共产党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呢？印度这个国家是非常复杂的，比我们国家好像还要复杂，它不仅仅有民族矛盾，还有宗教矛盾、政党矛盾、阶级矛盾，然后还有一个种姓制度矛盾。印度铁路在地图上看是密密麻麻的，那都是英国殖民时期修建的，但是迄今为止印度只有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七年前，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在竞选上台执政的时候，信誓旦旦，要在他的任期内实现印度高速公路网络化。但是显然没有兑现。而且印度许多地方没有交通线，行人、自行车、汽车、三轮车都在一起拥着挤着走，而且中间还杂夹着神牛。印度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有一亿多个神，农民的耕牛也是神。农民的耕牛用到七八年之后必须要放生，不放生就是亵渎神灵，被放生的牛就是神牛。神牛解放了，自由了，到处可以走不受限制，显然影响效率。
我在去印度之前，看到一份资料，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有两个教授，他们搞了一个中印比较研究。结论是什么呢？印度未来十至二十年要比中国发展前景看好。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印度劳动力的优势在于懂英文，而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在于价格便宜。是啊，你看我们许多民工，生活多苦啊，价格便宜，而印度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能不懂英语吗?第二，中国的优势在于硬件、在于制造业，而印度的优势在于软件、在于服务业。现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往往要看它的第三产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说明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像西方发达国家都超过50%，那么印度是45%，我们才30%多。第三，中国缺少那种可以同欧美大公司相抗衡的企业，而印度在生物制药和软件产业方面有可以跟欧美大公司相抗衡的企业。第四，中国的发展主要靠引进外资，而印度主要靠自己。这份研究报告引用的资料，说中国每年引进外资400亿美元，而印度每年不到40亿美元。第五，中国利用外资效率比较低，印度引进外资效率比较高，中国引进外资利用效率是六分之一，而印度是四分之一。最后，中国银行坏帐、呆帐特别多，而印度银行坏帐、呆帐少，不到中国的一半。在他们两人之后，又有一些西方学者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比中国好，比中国民主，所以有利于经济发展。我们到了印度，一看，比较有底气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印度很难赶上中国。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说它那个劳动力的优势在于懂英语，80%印度农民的孩子小学都上不起，还懂什么英语呢？至于说我们没有跟欧美企业相抗衡的企业，那显然是片面之词。比如说我们的造船业、桥梁建造业、航天工业等，居于世界的前列，怎么不能跟欧美国家企业抗衡？我们的电脑硬件等等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至于说印度的民主政治比中国先进，我看更值得推敲了，试想一想，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都是在民主政治中被暗杀的，先进到哪里？而且印度迄今还延续着“种姓制”，哪有这样的民主？而且它那个民主政治也太没有效率了。印度不像我们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印度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到来许多地方洪水泛蓝，干旱的时候许多地方龟裂的一条条大沟，所以许多地方居民因为用水管水而发生冲突，但是历届政府束手无策。印共（马列）负责人同我们座谈时说，印度是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当时我们两国发展规模水平都差不多，而且都是人口大国，过去又都受帝国主义欺负，但现在中国把印度远远甩在后面了，我们总结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印度虽然政党多，但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有那么严密的组织，有那么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二是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到印度就知道，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伟大的。
无论是纵向比，自己跟自己比，还是横向比，跟我们周边国家比，跟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比，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实是伟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这13年，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辉煌的，实践是深刻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应了这个伟大实践的呼唤而产生、形成、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上我们党的旗帜，把它确定为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那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众望所归的。至于说科学发展观，它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
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来说，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正是我们中国先进文化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说要促使国力增长，靠的是什么？首先靠的是这些文化软实力。
与听众的交流
提问：国家的实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这两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软实力对于国家的综合国力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张国祚：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举一个例子。苏联解体的时候，苏联的军队仍然是世界第一流的、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苏联的工业基础、科教基础当时也是非常雄厚的，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这些硬实力并没有挽救苏联的解体，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整个防线崩溃了。当然，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而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没有少对斯大林歌功颂德，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可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拼命攻击斯大林，说斯大林是混蛋、白痴、伊凡雷蒂式的暴君，是苏联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甚至完全抹煞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是怎么丑化斯大林呢？说卫国战争爆发时，当斯大林知道德国军队攻入苏联领土，他吓得面目呆滞，不知所措，口里喃喃说到“完了完了，列宁留给我们的东西全完了”，然后拂袖而去，躲在家里七天不见人。后来贝利亚带着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去斯大林家好不容易把斯大林哄回来，但斯大林仍然不敢以自己的名义签署战争命令。直到听说苏联红军反攻已经打到德国境内了，斯大林才敢以自己的名义签署军事命令。
由于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这使苏联人民怀疑斯大林，怀疑苏联共产党，使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混乱。到1968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人们在怎么攻击和丑化我们党的历史，然而有哪些党员敢挺身而出批驳这些错误的观点。没有。”当时苏联的实质体制和做法也比较僵化。谈西方是一片漆黑，什么都不好；谈苏联是一片光明，什么都好。这显然也没有说服力。而那时候美国在苏联周围有60多个电台，昼夜用各种语言向苏联广播，散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攻击苏联的政治、社会制度和苏共党史。采取讲故事、述亲历等手法，很具有迷惑性，等到戈尔巴乔夫散布新思维时，已经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后来叶利钦站在装甲车上振臂一呼，应者如云。这时谁来维护苏联的社会共产党和苏联的社会制度？苏联的软实力已经完全垮掉了，完全失去了人心。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允许私人办报纸、办电台、办电视，这些私人媒体普遍接受西方资助，所以舆论一律倒向西方，苏联解体成了历史的必然。所以在一定情况下，软实力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在开始时说到，一个国家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可能一打就垮，但是一个国家如果丧失掉了软实力，可能不打也自垮。
至于说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一声炮响，把我们的理论输送出去，这显然是太有违时代潮流了。我们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构建和谐世界呢。我们是反对美国输出民主的，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我们要靠自己的发展，要用事实说话，赢得世界各国的赞美、认同，形成一种强大的信任。别人学不学我们，那是别人的事，我们无须刻意输出自己的发展理论和模式。
提问：我是从佛山特别赶到广州来听您的演讲。我正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也是文化与国力。刚才您谈到文化创新，我在读硕士时老师曾经讲过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创新，也就是说它是呈金字塔形的。这个金字塔形从最底层往上，第一层是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第二层是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第三层就是用新办法解决老问题，最后一个是顶层，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这就是创新。他是用工科的思维来理解创新，而您从文化的角度从实践谈对文化进行创新。请您谈一下如何对地域文化进行创新，尤其是岭南文化？
张国祚：我主要还是从宏观的层面讲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句话，说一旦社会上有了对科学的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向前发展。这句话所讲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所说的文化创新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你刚才讲的宝塔式的，应该是属于微观创造，实际上是研究方法跟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所理解的创新是在塔尖这一块。实际上创新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研究。比如说人们喝这杯茶水，都是端着把，可不可以不这样端呢，这算不算创新呢？当然这样的创新没有意义，但是对端把来说是创新。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创新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吸收前人的学识、理论的基础，提出了前人所没有的新观点、新理论，比巨人又高了一点。那么你比巨人矮一点是不是创新？巨人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多余的地方，你把它割掉，我看这也是创新。所以不一定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是创新。世界上任何创新和继承之间都是不可分割的。我想在研究创新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坚持继承与创新发展两者的辨证关系理解透，然后因时、因地、因具体的情况而研究你的创新方法。
提问：我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想就文化与国力这一主题请教张主任两个问题。第一，你报告的开篇就说到文化也是组成硬实力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多年的历史，博大精深，而美国的文化两百年。现在我们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为什么比美国小，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湖南卫视搞了一个“超级女声”，你怎样评价这样的一个“超女文化”或者是“超女现象”？您认为“超女文化”对国人的创造力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或者是其他的作用？
张国祚：美国是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美国人民不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它有它原住国的早期文化积累。所以要了解美国文化，恐怕要先了解欧洲文化。至于说欧洲文化什么时候比中国文化先进，我前面已经说过，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文化就已经渐渐走在前面了。这当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比较复杂。我们的文化产业为什么不如美国，这应当放在大背景中看，不能说我们有五千年历史，他们只有两百年历史，这样对比是不合适的。
对于“超女”，我实在是孤陋寡闻，也根本没有看过一次。但是我觉得“超女”之所以可以吸引一部分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超女”肯定有其合理性。但是合理的东西只能说明其存在的必然性，未必就是要提倡的，比如说艾滋病是存在的，其他传染病也是存在的，吸毒是存在的，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这些东西应当防范和消灭，而不是提倡。“超女”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说明它对于活跃我们的文化生活有可借鉴处。但是具体说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不是都值得提倡，恐怕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掩蔽之。对于意识形态，党和政府应该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积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引领，而不应当放任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