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胡锦涛总书记3月4日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这个讲话之所以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总书记这个讲话针对今天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强调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乃至对下一代的教育所应当坚持的道德观念，这“八荣八耻”既有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理论；既有针对性又有紧迫性；既有教育的目标又有实践的内涵；既有社会发展的需求又有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我是一个退休在家的老职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形成我对教育的关注。与其说这些年来我在关注素质教育，倒不如说我更关注中国青少年的道德面貌的成长。不仅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偏重考试分数，忽视德育，而整个德育如果陷入一种说教，仅仅是说给学生听的话，而缺少榜样作用，这种德育显然是非常苍白无力的。

　　一个人的道德面貌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不是家长或者教师天天念叨：“孩子，你要听话，要做一个好孩子”就能奏效，而是孩子对社会要有深刻的认识，要让孩子融入社会去辨别，去体会什么是“荣”和什么是“辱”。如果社会不能向下一代提供“荣”和“辱”的生动样本，孩子是很难体会什么是“荣辱”观。如果教育脱离社会，仅仅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生不会体会到这些生动的事例，德育也就会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

　　学生深入社会，既能看到最生动的“荣”，也能接触到“辱”，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教育，一个最直接的体验。

　　今天的社会比较开放，“荣”和“辱”共存于社会，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有针对性的让下一代体会什么是“荣”，什么是“辱”，孩子自己不一定能够辨别，所以家长和教师的模范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所有模范作用，都能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这是生动的，也是直接的，最有效的道德教育。

　　其实社会的榜样的作用也无所不在，我记得我在2004年12月写过一篇短文：《关注成长过程中榜样的作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沈阳市教育局对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心理现状进行一次调研分析，结果发现一部分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偏差。抽样调查的20所学校中，竟然有2.9％的学生表示景仰黑势力老大，这个结果几乎是景仰父母的两倍。那么学生为什么会崇拜‘黑社会’的老大？”难道父母就没有榜样作用？社会就没有榜样作用？我想决不是这样的，今天社会中确实有许多让人敬佩的榜样，从普通的学生，到农民工人，以及各个阶层都有无数榜样，这都是教育青少年一代的可贵资源。作为传媒如果不承担宣传的重任，不能深刻批判社会不不健康的东西，那么模范的榜样是不能树立起来的。

　　人们有许多疑问是值得大家一起深入思考，一些优秀的干部，乃至一些非常普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榜样作用，为什么不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向人们展示，而非要等到死了之后；为什么电视、报纸、以及互联网的媒体上特别关注明星们对金钱的追求，明星们私生活的不检点，乃至一些垃圾糟粕也在媒体出现？如果不表明立场仅仅是报道，所起反面的作用必定大于正面的作用。

　　文汇报曾经发表一篇“记者调查”文章，问道：小学生缘何长大不愿做工人？这位记者最近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活动，就如上这个话题同4位小学生做了交谈，“结果他们中没有一个表示愿意将来‘做工人’”，“在被问到‘（长大）愿不愿意做工人’时，4位站在屋内不同地方的男孩，竟然异口同声说‘不愿意’”。这件事对我的震动也很大，因为我同样问过一些孩子关于如何看待徐虎和许振超，回答几乎是一个答案：“不就是一个工人吗！”这个结果与社会轻视平凡劳动有一定的关系，纠正这种偏见是要通过整个社会的行动来实现的，如果不给孩子们成长过程提供学习的榜样，那么学校的教育可能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不仅是教育缺少平凡，而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缺少平凡。

　　一个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认识、情感、意志同时起作用，才能养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人一起思考，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由中国的导演在乌克兰重新摄制播放之后，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特别是有过艰苦奋斗经历的老同志都激动不已。保尔柯察金的行为不是一种机械冲动，这就是一个人在认识、情感、意志同时起作用时的榜样作用。

　　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古代的文人都能有这种荣辱观，我们对待今天的发展以及下一代的教育，为什么就不能把他发扬光大呢？所以总书记提出的荣辱观与道德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实际，更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对待下一代的教育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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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辉）